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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故乡梦,村头故人来

作者:朱梓轩   来源:闽南新闻网      更新时间:2018-07-13 07:57

  2008年《宝岛一村》台湾首演,2010年首度来大陆公演,如今,赵、朱、周三家的眷村故事已经在舞台上演了十年

  所谓眷村,是指1949年后台湾当局为安置被迫自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宝岛一村》讲述了三户眷村人家几十年的离愁别绪和生活变迁。

  多年以前,身为眷村子弟的台湾知名电视人王伟忠,把心中的100多个眷村故事讲给了剧作家赖声川,几经磨合,终于创作出了这部经典的话剧。

  十年间,《宝岛一村》成为两岸戏剧最受欢迎的演出之一,被称为当代华语原创现实主义戏剧的创作高峰和市场奇迹。

  同时,《宝岛一村》也是极少数从台湾来到大陆公演,并能持续多年且广受赞誉的戏剧作品,《宝岛一村》从前七年亏损到2016年开始盈利,观众人群不断扩大。2018年5月20日《宝岛一村》十年北京站演出开票,四场5600张票迅速售罄。

  在《宝岛一村》公演十周年之际,新京报独家专访编剧兼导演赖声川、王伟忠,监制丁乃竺,制作人王可然,央华制作中心副总监李雄,以及演员屈中恒、冯翊纲、宋少卿、那维勋等,共同追忆十年创作与演出历程。

  童年

  日子虽然苦,但有温度

  作为在眷村出生的孩子,王伟忠小时候常常和邻居家小孩一起,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讲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眷村的房子都是临时搭的,很多人不买家具,房子主要以竹篱、石灰、瓦片做材料,房子都很小,宿舍一样,两家中间隔道厚土墙。从南到北,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房子。公厕门口是村里人聚集聊天的地方。妈妈拿着藤条皮带、拖鞋,满村追打孩子是每天都上演的戏码。

  王伟忠来自嘉义眷村,1949年,他的父母从北京南苑机场跟着国民党部队撤退,之后来到台湾。那个时候,父母只有十几岁,从来没有想过,和家乡一别,就是四十年。

  王伟忠说,刚来台湾时大家都在等,感觉很快就能回家乡,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把棉被捆好,随时准备走。有一个杨妈妈,到台湾十年后才在屋子里架起床,一边架床一边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过世,王妈妈趴在床上哭着念叨:“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这些片段构成了《宝岛一村》的故事,也是王伟忠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2005年,王伟忠长大的眷村面临被拆,促使王伟忠想把眷村故事搬上舞台。实际上,在1992年王伟忠父亲去世的时候,闽南新闻网,他已经开始在酝酿讲述眷村的故事。王爸爸是村长,到过世之前,一直在忙眷村改建的事情。

  王伟忠非常思念父亲。他从小就到处跟着父亲在村里晃荡。村子里人与人的感情非常浓烈,像一个大家庭。想起以前在眷村的日子,虽然苦,但是有温度。看着父辈慢慢老去,像树叶般随风一片片掉下,生死离别在冲击着王伟忠。“做一部跟眷村有关的戏”,这个想法在王伟忠心里越来越强烈。

  光阴

  100多个故事,聊了三年改了三天

  王伟忠想把眷村的故事做成舞台剧,他找到赖声川。赖声川不是眷村的孩子,王伟忠就一遍遍跟他讲,眷村里每个人穿什么衣服,吃饭是什么样子,他有100多个关于眷村的故事。赖声川听着很感动也很喜欢,可是该从哪个点切入,赖声川没有找到架构。过几天王伟忠给丁乃竺(赖声川夫人,《宝岛一村》监制)打电话,问Stan(赖声川)有什么想法?丁乃竺说他还在想。

  丁乃竺回忆,王伟忠非常锲而不舍,定期找赖声川,约时间重新又讲一遍那100多个故事,还拿给赖声川看自己拍的和眷村有关的纪录片。在赖声川看来,故事都很精彩,但是100多个故事二十几家人,这是小说不是戏剧。赖声川跟王伟忠说,你直接去拍电视连续剧好了。王伟忠说,很多感情只有用舞台剧表现出来才能直达人心。

  王伟忠很坚持,就这样和赖声川聊了三年。

  眷村有一种悲情的基调,赖声川形容为“有点像犹太集中营”,“我也希望自己做这件事,但是我想不出办法。”

  到了2008年,赖声川给了自己最后三天时间考虑要不要做这部戏。他在家闭关了三天,“创作的机缘”也到了,赖声川第一天就捋出了思路。100多个故事像100多个水果,充分了解每个故事之后,一个个摆出来,这个故事可能跟另外的故事有关联,找到故事之间的联系点。把几十家人删除、合并,慢慢100多个故事变成了三家人。三家人的组合完全不一样,每家都有各自的秘密。赵家映射了现实中的王伟忠家,老赵就是王爸爸,爱帮助人,小毛就是王伟忠,二毛是王伟忠姐姐,但是大毛身上结合了很多人,包括李立群的姐姐,还有赖声川其他朋友的影子。

  王伟忠谈回乡

  我妈离开北京去台湾的时候才十五六岁,再回来的时候是1988年,整整40年。我妈先回来的,一周后我从新加坡飞来北京,那也是我第一次进北京。1988年7月,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季节,那时候的北京天多漂亮,我拿着地址自己找到左家庄。那时的北京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不像现在乌央乌央的人,到哪里去都没什么人,车也很少。

  我那时候在做电视,还看到了夜里没有灯的北京电视台。我去了雍和宫、颐和园,在里面走了半天。碰到俩老太太扫地,我那时留长发,扫地大婶说,你看那丫头真大个儿,我妈在那边逛,我就这边抽个烟。大婶说,哟,还抽烟呢。我就跟她说,大娘我想买点酸梅汤。她(一听我的声音)才说,哟,不好意思。很好玩。

  我在北京的时候,去友谊商店买了一个我爸爸他们逃难用的那种猪皮的皮箱,很沉,我就带着它,从北到南。到1994年我姥姥过世之前,我还常来。后来整整30年,大陆我不知道跑了多少次,一直看它变化。

  赖声川谈眷村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当年去往台湾的这批人在1949年“消失”,等他们重新回来,已经是40年后两岸开放探亲,他们带着“三大件”,很体面地返乡,大家都觉得台湾生活真好,可是中间这40年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宝岛一村》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我念的初中一班50几个人,班很大、很挤。本省(早期定居台湾的客家人与福建移民)、外省(解放战争后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大陆居民)大概各一半吧。外省里面大概一半是眷村。所以我眷村的朋友很多,《宝岛一村》里很多故事是从这些人家里来的。

  《宝岛一村》里面有句话说:我们眷村的小孩都很漂亮。是真的,很奇怪。我在猜想,可能是各个不同省份的人混血造成的,所以特别好看。你看林青霞、邓丽君都是眷村出来的。林青霞在当年我们觉得蛮正常,很多长得像她那样的,她本人绝对独一无二,但是长她那一型的很多。

  我觉得眷村真的是很重要的历史,它的重要性不在政治,而是在人,就是中国人的历史。

  友亲

  在欢乐的背后,有很忧郁的东西

  虽然出生在美国,十几岁才开始到台湾生活,赖声川的同学中也有很多眷村孩子,初中高中都有。《宝岛一村》中很多灵感来自赖声川身边的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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